<
新辣文小说网 > 穿越小说 > 张居正大大传 > 第35章
    办法在纸上说过了,究竟办到没有?他要在各科底账簿上切实注明。在内阁里,他自己也有账簿,可以随时稽考。他以六科控制六部,再以内阁控制六科。这是居正底政治系统。

    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机构。一切行政事务,分属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,各部行政长官,有尚书、左右侍郎。同时又有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,各科有都给事中、左右给事中、给事中。尚书是二品,都给事中只有七品,但是对于六部的封驳、纠劾之权,完全在六科手里。明朝的大官可以统率小官,但是小官同样可以牵掣大官,这是明朝的立法精神。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,各科给事中分管各科的事,但是对于国家大事,同样地可以建言;对于奉旨会推内阁大学士,吏、兵二部尚书,及在外总督、总兵的场合,各科都给事中同样地可以参加;至于光宗逝世的时候,杨涟以从七品的兵科右给事中,和内阁同受顾命,更是特有的创例。

    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,是明朝的祖制,但是以内阁控制六科,使是一种创制。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,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,更谈不上监察责任,实施考成法以后,内阁实权显然扩大,所以万历四年刘台劾居正疏,称“居正定令,抚、按考成,章奏每具二册,一送内阁,一送六科。抚、按延迟则部臣纠之,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,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。夫部院分理国事,科臣封驳奏章,举劾其职也。内阁衔列翰林,止备顾问,从容论思而已。居正创为是说,欲胁制科臣,拱手听令。祖宗之法若是乎?”刘台底言论其实没有说错。

    考成法底实施,在整理赋税的方面,发生的影响最大。中国人受圣经贤传底影响太大了。孟子见梁惠王,第一句便是“王何必曰利,亦有仁义而已矣”。孟子又劝梁惠王,“王如施仁政于民,省刑罚,薄税敛,深耕易耨,壮者以暇日,修其孝悌忠信,入以事其父兄,出以事其长上,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。”政治家谈到理财,好象做了一件亏心的事。汉武帝时代,桑弘羊领大农,在整个国家,因为对外战争,已经走上经济崩溃底路线以后,居然靠着平准政策底运用,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”。(《史记·平准书》)这是多么大的贡献,但是卜式对他的批评,只是“烹弘羊,天乃雨”。其实一个有组织的国家,不能没有国家的经济政策。没有经济,便没有政治。孟子底主张,是十分取一。白圭问道:“吾欲二十而取一,何如?”孟子说;“子之道,貉道也。”孟子是说无组织的民族,才能二十取一,有组织的国家,不能不十分取一。这是孟子底经济政策。他那“薄税政”的主张,用现代的术语,其实只是“养税源’。国家对于人民的赋税,不能太重,人民才可以谋经济发展,人民底经济发展了,国家便增加十分取一的机会。孟子底主张,其实不是“崇礼义,退财利,复往古之道,匡当世之失”(桓宽《盐铁论·利议第二十七》)那一套。

    居正当国以后,他底主张是富国强兵。要强兵便先要富国。富国不外是开源、节流。在这两方面,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。考成法是开源,在考成法以外,当然还有节流。

    隆庆二、三年间的预算,每年国家收入二百五十余万两,支出四百余万两。(见奏疏一《请停取银两疏》)这是一个岌岌可危的预算。当时没有屋上架屋的构机,也谈不到亲戚故旧的汲引,所以要节流便不仅是裁减“骈枝机关”、“闲散人员”。隆庆年间的节流是从皇帝和国防入手。这是大处著墨的方法。所以隆庆三年穆宗向户部索银三十万两,内阁便把岁入、岁出的状况奏明,请求停取银两,其结果穆宗只是说:

    朕览卿等所奏,户部银两缺乏。内库亦缺银两,朕方取。既这等说,且取十万来。卿等传示,不必再来奏扰。(附前疏)

    这时的内阁大臣,真是负责任的大臣,穆宗底态度,有一些惫赖,但是皇帝索款,立刻打了三折,不能不算是好的。

    隆庆六年居正当国以后,在节流方面,真是“锱铢必较”。神宗开馆纂修《穆宗实录》,居正上疏,请求免循旧例赐宴。他说:

    臣等夙夜皇皇,方切兢惕,岂敢为此饮食宴乐之事,非唯于礼有不可,于心亦实有不安也。且一宴之费,动至数百金,省此一事,亦未必非节财之道。(奏疏二《辞免筵宴疏》)

    这一年的冬天,居正在日讲的时候,请求次年正月早开日讲,不必设宴,并免元夕灯火。神宗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,他说:

    早吩咐停止了。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,都很简单,逢到节期,只有果宴。

    筵宴停止了,光禄寺春节的供应又省去七百余金。万历元年十月,居正进讲,言及宋仁宗不爱珠饰。

    “贤臣才是宝贝,珠玉有什么用处!”神宗说。

    “是呀,”居正再说,“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;五谷养人,珠玉饥不可食,寒不可衣。”

    “正是,”神宗说,“宫人们喜欢珠玉,但是朕在岁赐上,没有一次不减省。”

    “皇上说到这一点,真是社稷苍生底福泽。”居正切实感到少年皇帝底“圣明”,同时也替户部宽心。他知道岁出方面,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开支。这年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上疏请买金珠,奏疏发交内阁,居正看到以后,立即封还,切实给他一个否认。

    居正底对付鞑靼,也随时考量到国家的财政问题。宣大边外,俺答底问题解决了。隆庆五、六两年的抚赏,所费不过万余,而所省己百余万,居正在给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信上,曾经说起:“今所与虏者,国家不啻若九牛一毛,而所获兹如此,若公与仆所为国谋者,忠乎否耶!”(书牍四《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》)他真有些自负。但是他对于蓟辽,又是一种感想。蓟辽边外的“属夷”请求加赏,他认为不值得。他说:

    今户、兵二部,已议为曲处。但此数一增,后来遂为岁例,帑藏之入有限,犬羊之欲无穷,岁复增加,曷有纪极?此其弊源,必有所在,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,将不知其所终矣!蓟门事体,与他镇不同,仆日夜念之,未尝少释。凡有所求,所司未尝不频顣而语,屈意而从也。仆亦坐是,往往见恶于人,若仆有所私庇于蓟者。然司农所藏,委为国乏,固亦无怪其频顣也。幸仆今谬司国柄,俟边警少暇,望公与镇、巡诸君,虚心商量,思一长策,著实整顿一番,庶为经久之计。若但拆东补西,支持目前,费日增而无已,兵复弱而莫支,将来必有以为口实者,恐仆与诸公,皆不能逭其咎也。(书牍四《答刘总督》)

    应当节省的钱都节省了:光禄寺采办的钱,世宗末年,每年用十七万,现在只用十三四万,节约的力量,一直支配到皇上底御厨。但是节流只是一个方面,主要的方面还是开源。考成法实行了,开源便得到合法的立场。考成法是一根鞭子,它底目标是督促一切政务底进行。但是在财政方面,考成法底成绩最显著。居正说过;“考成一事,行之数年,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。”(书牍七《答山东抚院李渐庵言吏治河漕》)这一句揭开居正底怀抱。

    “不加赋而上用足”和桑弘羊底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”,似乎神秘,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。弘羊底武器是平准法,他打倒当时的富商大贾,把一切囤积居奇底利益,收归国有,这样应付了汉武帝时代的财政困难。居正底武器是考成法,他要实收粮赋,停止减免;这样便可以摧残当时的一部分大地主,维持国家底岁收。

    明朝对于江南和浙西的税额特重,尤其是苏州府。明初苏州府岁征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,和浙江全省相等,实在是一个骇人的数字。因此反而造成土地集中的情势。贫农底生活困难了,田地卖给富家;富家的势力扩大了,不但坐食田租底收入,而且因为地位优越,可以获得减免底特惠。大地主底地位从此形成。大地主在减免的时候,可以优先享受;在科役的时候,可以设法避免;甚至在征税的时候,可以任意拖延。一切的利益都归大地主;一切的负担都归贫农。到了贫农担负不了的时候,于是便把田地卖给地主,从小农底地位,降为佃农。有的贫农索性连同土地和自由,一齐卖给地主,于是成为农奴;农奴对于主人,固然丧失平等的身分;但是对于国家,反而获得意外的自由,催租科役的差人,从此不会上门。就是这一点,便可以引起小农底羡慕。有时小农底经济状况,还不十分困难的时候,自己也会到大地主家里,请求收为农奴,这就是所谓“投靠家人”。所以从经济的立场讲,国家和大地主显然地成为对立的形势。大地主底势力愈扩大,国家底岁入便愈减少。因为大地主底拖欠赋税,以及投靠家人底逃避徭役,于是国家不得不把赋税徭役分摊到无力拖欠或逃避的小农。其结果更把小农驱入佃农或农奴的地位,越发增加大地主底势力。国家的力量,只增加事态底严重。

    这时是十六世纪,社会革命的呼声没有发动,平均地权的主张没有提出。有心的当局只有从“摧豪强,抑兼并”的途径入手。隆庆三年海瑞为应天巡抚,他底目的便是摧残大户。贫农底田产并入大户的,海瑞设法替他们夺还,实行他所看到的社会政策。后来万历十五年海瑞在南京死了,小民罢市,当他底棺枢出城的时候,沿江号哭相送的人,百里不绝,但是隆庆四年,海瑞就因为“鱼肉搢绅,估名乱政”的名义被劾,解除应天巡抚。这里看出当时的地主利益和小民利益的冲突,而为了国家对付地主的大臣,又常常因为地主阶级底势力而终归失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