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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辣文小说网 > 穿越小说 > 张居正大大传 > 第2章
    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,其故在此。但是居正底一生,始终没有得到世人底了解。“誉之者或过其实,毁之者或失其真”,是一句切实的批评。最善意的评论,比居正为伊、周,最恶意的评论,比居正为温、莽。有的推为圣人,有的甚至斥为禽兽。其实居正既非伊、周,亦非温、莽:他固然不是禽兽,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。他只是张居正,一个受时代陶镕而同时又想陶镕时代底人物。

    但是,许多困难的问题来了。

    第一,居正是几乎没有私生活的人物。现代传记文学,常常注意传主底私生活。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,可以使文字生动,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,因此更能了解传主底人格。但是关于居正底私生活,我们所知道的太少了;明代人笔记里面,也许有一些记载,我们为慎重起见,不敢轻易采用,这一个缺憾,几于无法弥补。

    第二,居正入阁以后的生活中心,只有政治;因为他占有政局底全面,所以对于当时的政局,不能不加以叙述。繁重、琐屑,都是必然的结果,但是不如此便不能了解居正。也许有人以为史传中的人物,寥寥数百字,可以挈举当时政局底大概,为什么要这样地浪费笔墨?不过,任何一篇史传,只是全部正史底一篇,在史家运用互见之例,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,这是传记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。

    最困难的是一般人对于明代大局的认识。大家知道居正综核名实,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怎样地综核,他们便有些茫然。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道明朝内阁底制度;一个研究政治的专家不知道明朝实际政治底运用,不是一件罕见的事。尤其不幸的是人们那番“好古”的精神。因为好古,所以不知现代,乃至不知和现代接近的时代。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筑长城,而不知现在的长城是杨一清、余子俊、翁万达、杨博等所筑的边墙;他们知道隋炀帝开运河,而不知现在的运河是宋礼、万恭、李化龙、曹时聘等所凿的水道。知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用今的习气,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,发生一种隔阂。说少了,他们不会明自;说多了,他们会嫌烦凟: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。

    这许多困难底后面,还有一个难题,便是材料底缺乏。《明史》、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、《明纪》、《明史稿》、《明会典》这一类常见的书籍,固然可以到手;但是重要的材料如《明实录》,就正是一部不能轻易看到的书,除了间见征引以外,竟无从利用,不能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。

    主要的史料仍是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四十六卷。以本人底著作,为本人底史料,正是西方传记文学底通例。一个人底作品,除了有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以外,对于自己的记载,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诸人底作品以上。关于这一点,当然还有一些限制:年龄高大,对于早年的回忆,印象不免模糊;事业完成,对于最初的动机,解释不免迁就。对于事的认识,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全体;对于人的评判,不免全凭主观而不能分析。人类只是平凡的,我们不能有过大的期待,但是只要我们细心推考,常常能从作者底一切踳驳矛盾之中,发现事态底真相。西方传记文学以传主底作品为主要的材料,其故在此。

    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四十六卷底母本,是明刻《太岳集》,卷数同。在这四十六卷之中,共奏疏十三卷,书牍十五卷,文集十一卷,诗六卷,《女诫直解》一卷。除《女诫直解》以外,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关,当然是最好的史料。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底原貌。居正进白莲、白燕颂,见《明史》,今集中有《白燕曲》而无《白莲颂》。居正为高拱墓铭,见书牍卷十四《答司马曹傅川书》,今不见文集。居正有《请令天下度田疏》,略见《明史纪事本末》,今不见奏疏。张嗣修《编次先公文集凡例》言“先公文集,在旧记室所者,自嗣修等逢难,十余年后,始得完归,存者十八,逸者十二;如少年所作诸赋,全逸;应制诗,敕撰文,逸十之二;仅据存者编次之,凡为诗六卷,为文十四卷,(合《女诫直解》计之,故言此),为书牍十五卷,为奏对十一卷,合之则为全集,离之亦可四种。”所谓“存者十八,逸者十二”,大致是一句遁词。余懋学曾为居正进《白莲颂》,提出弹劾;(《明史》卷二三五《余懋学传》)神宗曾斥居正“假以丈量遮饰,骚动海内”;(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)《白莲颂》和《请令天下度田疏》未经收入,大致是有意的删除,不是无意的逸失。至于高拱墓铭底被删,当然只是嗣修、懋修底偏见。韩愈论张巡、许远底后裔,斥为“两家子弟材智下,不能通知二父志”。大致嗣修、懋修恰是“不能通知二父志”的一类。

    这四种著作底编次,也不一律。假如全体都用编年底次序,对于后人当然是一种便利,偏偏嗣修等要分类,尤其是诗集、文集,非经过一番研读参证的工夫,不能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,而推定底结果,只是一种假定,不是确定,所以史料底价值,不免受到影响。

    幸亏奏疏、书牍底篇次,大体是编年的,所以勉强可以寻得一些端绪,但是编年之中,还不免有些分类底意味。奏疏十三卷之中,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,而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。书牍十五卷,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;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,与高拱书四篇以及其他与徐、高二人有关的书牍;第十五卷为报知己书,与王世贞、世懋兄弟书,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,而以示季子懋修书附后。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形态。

    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底标题。嗣修自言:“先公书牍,自旧记室所携来,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,而手泽完归,考其年月,似裁答俱无恙也。或有举其官,缺其号,或有举其号,缺其官,或官号俱备,或直举其讳,凡例不定。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,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。”(书牍凡例敬题)嗣修认为书牍标题,出于居正口授。其实这是一句遁辞。书牍十三有《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》,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;有《答蓟辽总督张崌崃书》,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,及居正殁后,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。诸如此类,可举者尚多。一切看出书牍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,但是标题方面,还是非常凌乱;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,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,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,或出于嗣修、懋修之手,则不可考。

    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,所谓“编年”,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,并没有注明某疏、某书作于某年某月,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,编年底作用,实际还不能充分,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,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。不过比诗集、文集要每卷、每篇单独推求的,已经便利了许多。

    要为居正作传,眼前所有的材料,只有这一点点。倘使看到《明实录》,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,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;倘使看到同时诸人底文集,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,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。但是没有办法,一切的空论,掩饰不了材料底空虚。我感到徬徨了,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,但是还有一些眷恋,终于竟把这本传记写成。这是为的什么?我认定传记文学底写成,不完全是材料底问题,同时还有写法底问题。蒙尼辨耐底《狄士莱里传》写成六大厚册,一百五十万言,在材料方面,可称毫发无憾,但是莫洛亚底《狄士莱里传》继此出版,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。华盛顿早年底日记,直到最近方始发现,关于他早年的恋人,还无从确定名姓,但是华盛顿底传记,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,并没有因为材料底不完备而停止。“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”大家知道有一个“至善”,也知道这个“至善”是无法完成的,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“至善”的努力。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,未免朦胧一点,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,人物不能不算伟大,只要传记文学底风气一开,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,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。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,替大家做一个前驱.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。

    其次关于文字的方面。我写《读诗四论》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,用的文言,因为这许多书中,充满文言的引证,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,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。但是在写的时候,常时感觉到一种新的意境,必需运用新的笔调,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憾。后来写《八代传记文学述论》,用的语体,便是这个理由。用语体写的时候,也有两种困难。第一,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,读者最易感觉文字底不谐和,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。其次,语体底语汇比较贫乏,因此在叙述的时候,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。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,不过最近数年以来,这样的写法,已经成为风气,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,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,也就觉得无可非议。“后之视今,亦犹今之视昔。”也许二十年以后,又有一种变化,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罢。

    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。对话是传记文学底精神,有了对话,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。一篇《项羽本纪》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秦始皇帝游会稽,渡浙江,项羽和项梁往观,项羽说: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